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挺进北京，风险四伏。如巴吕告诫，这可能“暴露清朝政府软弱无能，加速清廷瓦解，导致皇帝下台，改朝换代；同时，这将使中国及常驻的欧洲人蒙受损害，使帝国横遭野蛮蹂躏。“

其次，这次进军有可能拖长，困难而危险。必有新的仗要打。英法联军处在一个陌生的地方，拥有的文件和材料，仅是马戛尔尼当年的行程路线和伊格那替叶福提供的一张俄制地图。据海军的侦察情报，因水不够深，在天津以上的白河河段无法航行。法军运输工具不足，故军需供应问题严重。

《中国远征纪实》作者巴赞库尔男爵认为，这仅是一系列困难的开始，是一场真正大战的开始。“对于统领这支联合远征军的两司令来说，真正严峻的问题是，他们必须坚决地冲向一个全然陌生之境。联军将进入什么样的地方？部队及行装和炮兵是否会被意外的困难和障碍所阻？海军因水深不足无法溯河而上，那么联军安营扎寨和物资供应将有何来源？而部队给养可能出现的困难及所带来的危险，比要进行的战斗更为可怕。”

英军决定把拿皮耳率领的1个师留在天津，而法军留下的是柯利诺指挥的1个旅。但是，同桂良的谈判破裂后，天津当局拟停止给留守的联军部队供应食品。拿皮耳将军于是把天津道台抓来，只要粮食供应不恢复正常，就将他扣留下去。如此专横的行动，中国政府实难容忍。

9月9日一11日

英法联军打算用6至7天的时间，一段一段地逐步向北推进，直抵通州，那里是清朝都城北京最后的门户，距北京不远。联军分3个纵队，相隔一天出发。第一纵队9月9日起程，包括英军步兵和骑兵以及2个阿姆斯特朗炮队，额尔金骑马跟随。

10日，法军纵队出发，秩序井然。由冉曼将军部下人马和2个炮兵连组成。

对法军和使团出发的情景，拉否例这样描写道：“法国使团随军出征，占有显要地位。两个北非骑兵开路在先，紧跟而来的是葛罗男爵的轿子，由身强体壮的广东苦力抬在肩上。接着是蒙托邦将军及参谋部成员。走在后面的大队伍，兴高采烈地行进在中国土地上，为越过先躯者们止步的界限而倍感自豪。”

据说，葛罗本想留在天津，等候事态的发展。他觉得，这样“对于使臣来讲，比去冒征战风险更为适宜，更合身份，更方便些”。可是激奋不已的英使额尔金不听他的意见，不愿离开英军主帅一步！葛罗于是不得不也随军而行……在致外交大臣的信件中，他写道“一场如此特殊的外交之战，无论它对我来说有多么艰难、严酷，我都毫不犹豫投身其中；在天津和谈失利之后，我便随法军一同前进了。”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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