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工行一路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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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在部队的照片)

年甘肃省武都县成立了“中国农业银行武都县支行”。

我于年元月,从部队复员返回家乡武都县,二月份便被武都县政府分配到中国农业银行武都县支行工作。从此,我的命运便和银行紧紧地连在一起。经历了各家银行分分合合及风风火火的各个阶段。在银行工作了近40年时间,也和银行建立了深厚的情感。

年中国农业银行又和中国人民银行合并,我便到了中国人民银行武都县支行。“文化大革命”中,原“中国林业部白龙江林业管理局”成立的“中国建设银行白龙江办事处”,也合并到中国人民银行武都县支行。从此,武都县就只有中国人民银行武都县支行一家银行。当时武都地区也只有中国人民银行武都地区中心支行一家银行,辖武都县、文县、宕昌县、康县、成县、岷县六个县支行,是一个高度垄断的金融企业。

年以后,进入了大变革时代,这种垄断模式被打破了。各家金融机构,象雨后春笋般恢复的恢复、成立的成立。首先恢复了农业银行、建设银行;成立了中国工商银行、中国银行、保险公司,又把“农村信用合作社”从农业银行分离出来,成立了“信用联社”,后改为“陇南武都农村信用合作银行”,还成立了“邮政储蓄银行”,以及私营“村镇银行”,再后来还成立了“农业发展银行”和“陇南市银监分局”。

中国工商银行武都地区中心支行是年11月成立的。当时我任中国人民银行武都县支行副行长。记得那年8月4日,武都县连降三天暴雨,全县都发生了洪涝灾害,我被武都县委抽调到蒲池乡抗洪救灾,大约10月中旬,我接到通知立即回行有新的任务。

回行后中国人民银行武都地区中心支行党组织书记、行长肖廷耀给我谈话说:“根据省分行指示,地区成立了“中国工商银行武都地区中心支行”,你被调去任办公室副主任。你有啥意见没有?”我回答:“坚决服从组织分配,就怕我干不好。”他说:“你能行,干中学,学中干吧。快找你们的行长庞凤智同志去”。

我找到庞凤智同志,一看是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他说:“明天赶紧上班,咱们商量和中国人民银行武都地区中心支行分家的事。”

中国人民银行武都地区中心支行,虽然设在武都县,我很少去,故而好多人我都不认识。当时人员已经分好,从中国人民银行武都地区中心支行分来11个人,基层行调来我一个,从外单位调来5个人,共17人。人工两行用房在一幢新修的双面三层三间戴帽办公楼中,共68间房。一层楼是发行库,还有一间房是大门、一间门卫房,全归人民银行。第二层楼给工商银行分三间办公室,两间信贷科办公室,一间人事科办公室,一间单身宿舍。第三层楼中给工商银行分一间储蓄科办公室,两间会计科办公室,两间工会办公室,两位行长、人事科长和我各一间办公室,另外还分了三间单身宿舍。四楼戴帽的五间房中,给工商银行分了两间会议室,工商银行共分21间房。有一个公共食堂和一个公共厕所归工行管理,两家使用。至于家属楼,原来是谁住的,就随人走;交通工具只有一辆北京吉普,一辆嘎斯卡车。卡车归人行运钞,北京吉普由人、工两行共同使用,产权归人行。各县支行人事、业务全归工行管理,一套人马挂“中国人民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两块牌子。

万事开头难,当时我感觉困难极了。领导班子不完整,基层情况不了解,办公住宿房屋紧张,交通工具极缺,各科室人员都很紧张,开办费用很少,中国工商银行甘肃省分行人员更不认识。总之一句话:难、难、难。难也得开展工作,顶着困难干吧。

先说说领导班子。我认为我们当时的领导班子是不完整、也是不称职的领导班子。那时选拔干部特别注重“四化”。即:革命化、专业化、知识化、年轻化。这是正确的。但当时银行系统领导班子人员老的太老,中年人又文凭太低,还有一些领导因清理“四人帮”打砸抢分子未甄别清楚,不能使用,选拔领导太困难了。

中国工商银行武都地区中心支行第一任行长庞凤智同志是甘肃省财贸学校年毕业,分配到中国人民银行武都地区中心支行工作的一般干部,当时二十七岁,在学校加入中国共产党组织,学的金融专业。虽然不是大学生,但基本具备“四化”要求,配为行长兼党组书记,人很不错,但缺乏基层工作经验。

党组成员、人事科长李重文,是从武都地区供销社调来的,当时四十九岁,文凭也不高,更缺乏金融专业知识和对干部情况的了解。

我是党组成员、办公室副主任。虽在武都县支行干了二十年时间,任武都县支行副行长也才一年多时间,文凭低(小学文凭),没有学过金融专业,年只在省银行学校培训了四个月。对银行各种业务不完全懂,对各县支行的情况更不了解,工作上给行长帮不上大忙。我认为我进党组成员是马棚里没马了拿驴顶差的,是个凑数儿的,是领导班子中的一个过度时期的人物。

还有一个副行长王维忠,是陕西省财经学院的学生,尚未毕业,没有到职。

根据以上领导成员的具体分析。所以,我认为“中国工商银行武都地区中心支行”刚成立时的领导班子是个不完整、不称职的班子。

(作者和庞凤智行长合影)

当时的政治运动是清理“四人帮”打砸抢分子。中国工商银行武都地区中心支行有两个县支行的领导靠边站,领导职位还空缺着。我们一班人上任后首先考虑到两个支行要指定负责人,以便于县支行工作正常运转,再逐步细致的甄别这些人的问题(后来都甄别清楚了,有一人还选配到中国工商银行武都地区中心支行任副行长)。在我们下基层时,虽然说有一辆北京牌吉普车人行、工行两家共用,但中国人民银行武都地区中心支行领导都是我和庞凤智行长的老领导,我们不好意思去申请用车,只好乘坐长途公交车,走任何一个县支行,来去都要好几天时间。

还有一项政治任务是企业整顿。文县、宕昌支行已报告企业整顿全面结束,申请中国工商银行武都地区中心支行派人验收。12月中旬,党组研究决定由我和成县支行副行长李芝林及中国工商银行武都地区中心支行办公室会计刘宝然(女)同志组成工作组,我任组长先后去文县、宕昌支行验收企业整顿情况。

当时,全区只有武都县支行配有一辆罗马吉普牌运钞车,成县支行配有一辆北京吉普牌运钞车。成县支行李芝林副行长接到通知后,在上午乘北京吉普牌运钞车赶到工商银行武都地区中心支行报到,工商银行武都地区中心支行领导便让成县支行北京吉普牌运钞车于下午将我们三人送往文县支行。刘宝然同志当时还有一个四、五岁大的男孩子,她老公在部队无人照顾,也只好领上一起下乡。

从武都到文县公里路程,要翻越一座海拔近米的高楼山,九盘十八弯,又是简易公路,险象环生。当我们的车行驶到高半山时,山上下冻雨,路上结的冰象玻璃一样厚、一样滑,电话线上结的冰象棒槌一样粗,车辆根本走不了啦。让车辆返回后,我们四人准备徒步前往文县支行。李行长年龄大,一个人走,我和刘宝然拉着孩子走。路特别难走,几乎是一步一摔跤,我们三个人连一根小木棍都没有,几乎是爬行前进,走了两个小时,才走了五、六公里路,走到高楼山国营农场了。这里离山凹还有四、五公里路程,离文县还有五十公里路程。已经五点多钟了,今天是赶不到文县支行了,我们只好住在这里。高楼山农场的同志们,对我们很热情,在客房里给我们生了火炉子,还给我们泡茶、做饭。那一晚,我们并没有觉得冷,却感到了革命大家庭的温暖。

司机返回行里后,向行领导汇报了路况,行领导很是为我们担心,天黑了还没有我们到达文县支行的消息,行领导着急了,让文县支行跟高楼山农场联系了解情况,可农场的电话怎么也打不通,是因为冻雨将电话线压断了。

第二天,我们在农场吃过早饭,刚要往文县支行走时,一辆北京吉普车停在了农场边的公路上,车上下来了一位文县支行的同志,他看见我们高兴极了,他说:“地区中心支行领导和文县支行领导不了解你们的情况都很着急,文县支行在文县人大借了一辆北京吉普,让我们沿路找来,要求务必将你们接到文县支行去”。听到这话我们既激动又惭愧,给中心支行和县支行领导添了不少的麻烦,心感不安。我们非常感谢农场同志的情谊,依依不舍地离开了他们。

路上的结冰仍然是象玻璃一样厚、一样滑,电话线上结的冰还象棒槌一样粗,一点也没改变。北京吉普车小心翼翼地走上山凹、翻过山顶,开始下坡,约走了20多米,车轮胎突然打滑,车辆先是撞向山崖,然后又向路边滑下去,正好滑向路边养路工人堆放的沙堆上又折回来,来了个度大转弯,掉转车头停在路上。我们都从车上下来,走在路边一看,是几丈高陡坡。当时,我们都说是这一堆沙土救了众人的性命。从此,我对养路工人多了一份敬仰之情。我们几人在路上步行,让驾驶员一个人慢慢地将车开到没有冰冻的地方,我们才又重新上车……这次验收企业整顿的经历,给我留下了深刻的映像。

在人工两行分家时,中国人民银行武都地区中心支行新提拔了一位行长有点霸道。记得有次通知工行庞凤智行长和我去他办公室商量事情,我们还没有坐稳,他就大发雷霆,训斥庞凤智行长。庞凤智行长低头不语,可把我惹火了。我腾地站起来反问这位行长:你是人民银行行长,他是工商银行行长,你是正县级干部,他也是正县级干部。你凭什么训人?这位行长被我突如其来的顶撞给弄懵了,张口结舌,只顾看着我不知说什么好。沉默了一会儿,庞凤智行长低声说:你是老领导,我年轻,我希望你多帮助我、支持我、提醒我,你批评我是对的。这时,这位人民银行行长说:今天不说了,你们走吧。他这次叫我们不知道要做什么,我一直没有弄明白。

还有一次,那时冬天各办公室都生煤炉子。有一天我正在办公,还是这位人民银行行长走来,对我黑风罩脸地说:王在富,你们做什么哩吗?搞得一个楼上乌烟瘴气地。我说:咋啦?他说:你自己看去。我去一看,原来是垃圾道废纸被点着了,烟顺着垃圾道口冒出来,整个三楼烟雾蒙蒙地呛人。我赶紧叫人提水灭火,并查明是人民银行一个女职工将炉子里没有烧尽的煤灰倒在垃圾道点燃了垃圾。我及时去给他汇报,心想,他要再训斥我,我就对他不客气了。到他办公室后,我说:行长大人,我给你汇报,火我们浇灭了。我已经查明,火不是我们工商银行员工点燃的,是你们人民银行员工点燃的。这会儿他可客气了,拍着我的肩膀说:行了、行了,王主任,我有点鲁莽,我回头批评她就是了。我心想,人民银行人员只吃、只拉,整个卫生是我们打扫,还时不时给人找点麻烦,我们好像低人一等,真是窝囊极了。可有啥办法呢?环境就是这样。

上世纪八十年代,真是个大解放、大改革、大发展的年代。

年经国务院批准,对武都地区的行政区划和名称做了改变。改武都地区为陇南地区,将原武都地区的岷县划归定西地区,将原天水地区的西和县、礼县、徽县、两当县划归陇南地区,陇南地区党政办公地点由武都县迁往成县,因当时资金困难,至今未迁。这样我们陇南地区工商银行的县支行由6个变为9个了。地盘扩大了,人员增加了,业务量大了,服务范围也扩大了;年底各项存款余额万元,各项贷款余额万元,实现利润万元。

年中国工商银行甘肃省分行给地、市中心支行分配运钞车。我记得我们一次就从省分行接来了七辆汽车。陇南地区中心支行留了辆巡洋舰越野车和一辆面包车,其余分到各县支行,加上原来配的车,各县支行都有一辆车了。这就大大的改变了我们原来没有交通工具的被动局面。

年在陕西财经学院读书的副行长王维忠同志毕业到职了。中国工商银行甘肃省分行又分来了一名陕西财经学院毕业的大学生和一名甘肃省银行学校毕业的学生。这两名新分来的学生都留在了工商银行陇南地区中心支行。两年来为了充实中心支行的各种紧俏人员,先后从基层调来了七名业务人员,充实在中心支行的业务部门;又从外单位调来了十多名同志充实在各个部门中.这样工商银行中心支行人员便增加到40多名。

年10月,中国人民银行决定在各县成立县支行。这样就由一套人马、两块牌子,变为两套人马、两块牌子。人、工两行领导都紧张地从县支行中选人、留人、拉人。结果九个县支行的行长有七个到了人民银行;只有康县支行行长周维德同志留在工行。人民银行还从工商银行西和县支行挖走了副行长赵刚明同志,任命为人民银行礼县支行行长。经人、农、工三家银行的分家,又都挤在一起办公,房子十分紧张。加之工商银行内部又先后增设了计划科、宣教科、保卫科、稽核科等机构,这样不但办公房紧张,人员更紧张。当时最迫切的任务,首先是解决人员和办公楼的问题。

就在年夏天,陇南地区自学毕业的30多名大学生,在地区人事处报道。人事处给这些学生联系单位。我接到这个联系后,给两位行长反映争取把这些学生接收下。庞凤智行长在征求人事科长的意见时,人事科长不同意,原因是他们不如正式大学生,文化程度差。后来,为了这事还专门开了党组会研究;我在会上争辩说:正式大学生当然好,但一年能分来几个?他们程度再差,也是高中毕业的学生,底子还不算差,又受过了几年的大学教育,有一部分人就学的是金融财会专业;我想经过一段实践锻炼,总会比原来的小学生和初中生强一些吧。现在各家银行人员都紧缺,我觉得还是收下好。经过一番争论,大家意见逐步统一;就将这30多名学生全部收下,分到各县支行工作。没几年时间,这些人基本上都成了各县支行的骨干。至此,陇南地区工商银行人员紧缺的局面大大缓和。

人员增加了,办公室就是问题。我们便在人、工两行合用办公楼四楼顶层重修八间单面楼。将原来三楼的单身宿舍和四楼的会议室改为办公室;将单身宿舍搬在四楼顶重修的房子中。在这八间房中还留了两间客房,以便工商银行省分行下来检查工作的人员和各县支行来地区中心支行办事的人员住宿。

(作者在办公)

有两件事现在想来很好笑。

一是,年为了中心支行行长在城内开会行动方便,也为了各科室出外办事方便,工行陇南地区中心支行办公室就买了几辆飞鸽牌自行车配给行长和有关科室。到年底,竟丢了三辆自行车,其中就有庞凤智行长的一辆。怎么办哩?当时我们订有制度,不论谁丢失、损坏公共财产都要按价赔偿。在年终开行务会议讨论这件事时,有个别科长提出庞凤智行长丢车是因公事丢的,就不陪了,别人的按规章制度赔偿。我想这事这样处理不妥,大家是会有意见的。我便大胆的谈了自己的意见:庞凤智行长丢车是为了公事,那别人丢车就是为了私事吗?以后再丢车都说是为了公事,那还怎么管理?我认为不管是行长丢车还是别人丢车,都要按价赔偿。可能是我的发言有道理吧,别人也不吭声了。庞凤智行长就按我的发言做了决定,从丢车人的工资中按价扣回。

二是,年夏,中国工商银行甘肃省分行姜文明行长来陇南参加甘肃省委召开的现场会;会后来陇南地区中心支行检查工作。当时就住在四楼客房里,临走时说,你们的客房太简陋了,能否搞几间像样的客房。更可笑的是吃饭问题,就在大食堂和职工一起吃,四菜一汤,只有厐凤智行长一人陪着,没烟、也没酒,当时没有招待费。姜文明行长走后,几十元钱的饭钱没法报销。我又是死脑筋,不敢弄虚作假,也想不出什么好办法;只好将各科室的旧报纸收集起来卖了钱才填补了姜文明行长几十元钱的饭钱。

现在想来这些事算个啥吗?我深感自己办事太古板,太守旧、太认真、太死脑筋了。哈哈……可笑极了。

中国工商银行武都地区中心支行和各县支行成立时,办公条件都非常简陋。记得当时武都县支行条件稍好:一楼是砖混结构的营业室,二、三楼是砖木结构的办公室。礼县支行、两当县支行是砖木结构的平房;其余各县支行是砖木结构的两层楼。至于职工住房基本上都是土木结构的平房,而且一家最多住两间房,少的只有一间住房,多数职工在自己家门口搭一个简易灶房,或者两家合用一间灶房,合用一块案板。

中国农业银行武都地区中心支行和中国工商银行武都地区中心支行各县支行分设后,多半是将原来一个营业室一分为二,中间砌一道墙、再开个门,各自营业,中国人民银行分设县支行后,各家银行都挤在一起办公,相互掺杂、犬牙交错,十分混乱。

当时,工商银行职工的文化水平、专业知识、操作技能普遍较差。为了提高文化水平,各县支行的职工参加浙江银行学校中专函授教育,晚上集中学习,文化程度较高的同志辅导,经过考试有75名职工取得了85级、名职工取得88级中专毕业证书。专业知识的提高主要靠各专业培训班,省、地、县三级行都办培训班,分期、分批地培训,全行有名职工,经过考试被录取为浙江银行学校与我行联办金融专业中专教育学习班。还有17名职工通过全国成人高等院校统一招生考试,被录取到甘肃省电视大学脱产学习。

提高操作技能,主要靠业务技术比赛。省、地、县三级行都举行技术比赛;各县支行几乎每年都要搞一次技术比赛。用师傅带徒弟的办法,手把手、一帮一。那时社会上对银行工作的评价是:“一把算盘一支笔,,点来点去没出息”。当然业务技术比赛的内容也就是记账、计息、点钞、打算盘,给前三名给予不同的物质和荣誉奖励。对服务质量的提高,一靠教育、二靠检查。教育主要是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说话客气,面带笑容,不骄不躁,耐心细致。打职工的顾客非常少、骂人的客户确实有,挨骂的职工不停地哭鼻子。这时多半由老职工或者股长、所长出面解危。至于检查,有二种情况,一种是明查,就是对账务、传票、现金进行抽查,看有无违章、钱账是否相等的情况。观察职工的操作技能和服务态度,并向顾客了解职工的服务水平等办法。一种是暗查,就是不让职工发现或者认出检查人员,从旁边观察,甚至于偷偷录像;这些办法多半是中国工商银行陇南地区中心支行采用的检查方法。对于严重违规、态度恶劣的职工,给予适当的纪律处分或者经济处罚,并对行领导提出批评,提出整改意见,限期整改。

经过十多年的砺练,领导班子和职工都成熟了、称职了,业务发展了,后来成立了计算站等部门,办理业务开始用电脑操作了。记得中国工商银行陇南地区中心支行,到年全行各项存款余额达8.9亿元,是建行初的9.5倍,各项贷款余额6.63亿元,是建行初的7倍。曾一度占陇南地区金融业务的半壁江山。地区中心支行和各县支行都新建成了办公大楼和家属楼;有些大储蓄所也建成了小洋楼,真可谓鸟枪换大炮了,办公和生活条件有了极大地改善。

年,我在中国工商银行陇南地区中心支行工会主席岗位上退休。但是我仍时刻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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